如果你还以为VR仅仅是技术宅的娱乐工具，那么，可能是时候要改变这种想法了。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常常和逃避主义联系到一起。不少人小时候都幻想过一台未来机器的后面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纳尼亚世界，在那里可以暂时抛开现实中的烦恼，和童话里的角色并肩作战，完成自己的使命。今年斯皮尔伯格基于同名小说创作的电影《头号玩家》掀起了一阵VR热。反乌托邦式的剧本把背景设定在不久的将来，讲述2044年的人们如何利用VR模拟器Oasis躲避现实世界的贫穷、污染和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另一群人却在思考怎样让VR融入日常生活，积极地利用新技术解决现实中的难题。他们声称VR技术可以让人变得更有同情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紧密，最终每个人都更富有人性。VR真的可以让我们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吗？古往今来，从诗词歌赋、戏剧小说到政策制度，再到社会伦理，都在倡导同情心、同理心，然而还是无法使“所有人面对所有人在所有时刻”都能产生同情心。同情心产生之难，由此可见一斑。那么，VR作为一项外在技术是否能让一个社会更好？

VR到来，

就更可能治愈抑郁症了？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体验了VR带来的沉浸感。利用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和感觉，VR让参与者与环境互动，投入情感。多感官的体验让人们能够感觉自己身处虚拟环境中，他们的身体和大脑相信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不少参与者在体验一个寒冷环境的VR内容10分钟后，手臂上仍然会有鸡皮疙瘩，尽管房间里的实际温度有25度之高。如果体验者站在高处往下看，心跳真的会加快，而当他们在VR中看到可怕的事物时，身体也会本能做出跳下去的动作。

这种特殊的沉浸式体验让一些VR测试先驱跃跃欲试：只要我们模拟出真实的外部环境，就可以让人们通过第一视角感知他人的世界。企业家Chris Milk就是其中一位。他用全息三维成像技术拍摄了一位生活在叙利亚难民营中的12岁女孩的生活。戴上VR眼镜的观众坐在她的房间里看着她，而不是通过电视屏幕或是透过窗户看着她。当观众低头向下看时会发现自己跟她坐在同一块地面上，因此观众能够跟这位小女孩产生更深的共鸣。这位行业先驱在2015年的一次TED演讲上断言，VR的真正强大之处在于它能改变人们对彼此的看法，让人们在更深的层次上联系起来。

这场演讲似乎对医学界产生了不小的触动。这三年以来，VR技术已经成为了心理治疗行业的热门话题。研究人员发现，VR的代入感可以帮助抑郁症患者学习换位思考的能力，避免过度苛责自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联合西班牙研究机构做了一项测试，让15名年龄在23岁至61岁间的抑郁症患者进行虚拟现实治疗。佩戴的VR眼镜能将患者“代入”一个虚拟化身，与一个情绪低落的虚拟小孩交流，并学会如何向小孩表达同情心。

在程序设定下，虚拟小孩会对患者的讲话产生积极反应，逐渐停止哭泣。然后，研究人员让患者反过来“代入”到虚拟小孩身上，从小孩的视角来观察自己是怎样安慰虚拟人物的。根据报告显示，15名患者完成疗程一个月后，有9人的症状出现缓解迹象，其中4人的抑郁症严重程度下降十分明显。

除了治疗患者，VR还能成为医疗员工的培训课程。美国阿尔茨海默协会就开设了一些VR模拟项目，帮助从事护理工作的年轻人与阿尔茨海默症（常称为老年痴呆症）和其他痴呆症患者更好地互动。

在训练课程中，其中一部VR电影描绘了74岁的老人所经历的轻度认知障碍（MCI），黄斑变性和高频听力损失的世界。另一则故事讲述了病人经历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的整个过程。20名高中生在参与志愿活动之前接受了虚拟现实训练。研究人员发现，参与护理工作的学生的热情渐渐提高了。更好地了解和同情老年人与老年痴呆症的斗争也可以减少年轻人对患病老年人的偏见。

走进另一个世界：

成为一个流浪汉，一头奶牛

美国影评人罗杰·埃伯特曾把电影描述为所有艺术中最强大的“移情机器”。如今，VR的360度全景影像相比巨幕电影院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的第一部VR纪录片《山村里的幼儿园》把关注点落在了留守儿童的处境上，另一部《盲界》则讲述了西藏地区视力障碍儿童的故事。纪录片制作人确信，如果传统的电影叙述能够打动观众，辅以新技术的影片定会让更多人关注边缘人群的命运。

从战场到护理中心，从山区到国家边境，VR影片尝试了很多迥异的题材。不满足于此，斯坦福大学的虚拟人类交互实验室希望更进一步，追踪观察模拟VR实验对于参与者的长期影响。与其身临其境地“观看”他人的生活，为什么不直接“变成”那个人？

戴上VR设备，你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流浪汉，乘坐在一辆深夜大巴上。后面几排的一个男人正盯着你的方向。他一直在试图靠近你。与此同时，公交车上的另一个人正偷偷地用脚挪开你的背包。你打算大声呵斥偷包的人，还是留意身后可能的危险？

这是实验室创建的VR体验中的一个场景。这个项目让每位体验者被迫面临无数流浪汉的生活困境。碰上了意外打击，你必须卖掉公寓里的物品，在失去工作后徒劳地尝试租房。接下来，你在车里睡觉后又遇到了巡视的警察。最后，你蜷缩在一辆午夜公交车上，还得时时提防车上其他无家可归者对你的歹意。

斯坦福大学的长期项目先后邀请了500多名参与者。在长达8个月的后续调查中，大部分的参与者对无家可归者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观。无家可归的窘境常常是被生活所迫，很多参与过测试的人不再刻意避开路边邋遢的流浪汉。不少体验者甚至参加了改善无家可归的社会请愿活动。

积极的结果反馈给了研究人员新的启发。如果可以模拟人类的生活处境，为什么不能模拟动物呢？那些在童话故事里的幻想现在可以用VR技术来实现。虚拟人类交互实验室创造了一个屠宰场的模拟模型。在一系列的实验中，研究主任邀请人们戴上VR眼镜扮演一头奶牛。

作为一头牛，你有时走到水槽里，低下头假装喝水，一会儿懒洋洋地走到一堆干草前，假装吃干草。另一头牛撞了过来，胸口就会被一根棍子轻轻戳一下。经过一系列试验后，很多人平时吃的肉变少了，开始抵制奶制品。甚至有体验者很悲伤，因为想到自己扮演的奶牛就要死了。

新一代的“移情机器”，

还是“同情的幻觉”？

VR真的能成为新一代的“移情机器”吗？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VR的教化作用在未来的前景。在反对者看来，虽然VR的体验形式多样，但最终都只能制造出“同情的幻觉”。

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VR只邀请参与者沉浸在感官体验之中，但参与者不需要面临这个虚拟空间中的任何结果。参与VR体验的人不会真的被流浪汉抢夺走财物；也不会因为做错选择，在战场上受伤或失去生命。就如同所有的模拟游戏一样，VR再如何拟真，也不能复刻结果的真实性。

无论是古典的戏剧表演，还是现代的电影呈现，观众很容易抓住情感的特写。但在VR的沉浸式体验中，体验者常常会专注于自己的存在感而忽略了重要的细节。观看全景影片的观众容易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分心”，模拟情境中的体验者可能会沉迷于自己扮演的角色。

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哲学教授Erick Ramirez提供了一个更有趣的思考角度。VR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同情心，这点诚然不错。但是，VR不能产生真正的同理心。

为了理解Ramirez的观点，有必要谈谈同情心与同理心的差异。虽然在中文世界里两者常常被混为一谈，但同情心（sympathy）更多是一种关怀与爱护的情感，而同理心（或移情，empathy）侧重于认知和理解的能力。当一位好朋友失去亲人时，你想要走上前安慰。这样做很可能是出于同情。你的主要感受出于对好友的关心。好友痛苦的表情让你难过，安慰别人的同时会让自己舒服。与此同时，你不需要理解失去亲人是怎样的感觉就可以产生同情。

同理心则不一样，电影中的人物失去双亲而痛苦流涕，让你联想起自己失去亲人的感受。你完完全全理解这个人如此痛苦的原因，你甚至能感受到痛苦的程度。“我不知道说什么能帮助你，但我完全知道你的感受。”很多时候，移情的对象可能是一个你漠不关心的陌生人，或者纯粹的虚构人物。

VR可以让大学生同情患有痴呆症的老人，但无法让大学生体会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真实痛楚。无家可归的窘迫处境激发了请愿人士的爱心，但参与过试验的他们仍然不能以一个流浪汉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一方面，制造同情相对容易，有时廉价的情感诱导还会造成同情的滥用；另一方面，真正的移情是很困难的，有些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寄希望于VR技术培养同情心，

恰恰指向了社会的冷漠与无助

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早在1974年就探讨过这样的问题：成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样子？在内格尔看来，即使一个人昼伏夜出，甚至长期倒挂在晦暗的山洞里，也不可能知晓蝙蝠的生活感受。蝙蝠的内在认知方式与人类迥异，即使面对相同的颜色、气味、痛感等外部信息，实际的感受也会截然不同。即使我们用最大的努力以蝙蝠的身份生活，我们也无法以蝙蝠的视角看待世界。VR模拟的场景也是如此。即使每天用四只脚走路，体验者也不可能知道一头奶牛面对屠宰场的真实情感。体验者只是从人的视角想象奶牛的无助。

不仅人与动物的认知模式不同，每个人的认知模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的生活经验、自我反思、情感与期望等等塑造了世界在我们眼中的呈现方式。在感知外部信息的同时，我们也把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融入其中。VR可以尽力还原边缘人群的周遭环境，却无法重塑这些弱势群体的内心世界。逼真的环境可以激发我们的同情心，但要和不熟悉的群体产生共鸣是极其困难的。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VR如何拟真也改变不了每个人的内在认知模式。但是这样的苛求不免过于严厉了。真正的进入对方内心，感受到对方的感受不是一件容易事。寄希望于VR技术培养同情心，恰恰指向了当代社会的冷漠与无助。另一方面，对很多弱势群体而言，病态的同情心比漠不关心更加伤人。他们说，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感受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事态并不会因为几句好听的话而好转。随意敷衍地安慰只会造成二次伤害。

记得在电影《触不可及》的开头，遭遇意外瘫痪在床的富翁想要招聘一个全职护理。他拒绝了形形色色的人选，最后选择了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小伙子。很多人不理解富翁的决定。这个年轻人文化程度低还时常嫌弃你，为什么雇用这么一个不上心的人？富翁这样回答：“因为他没有同情心，他总是忘记我瘫痪的事实，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没有怜悯没有特殊对待没有歧视 。”

富翁想要的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他想要被聆听，被接纳，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感受。相反，病态的同情心不愿一起承担痛苦的感受。优越感心理在背后作祟，不自觉地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可怜别人的处境。轻描淡写的安慰只是在揭伤疤，虚伪的同情是强者对弱者的讽刺。

当我们热衷于在朋友圈转发那些关心边缘人群的文章时，我们了解别人的真实感受吗？我们清楚别人的真正需求吗？还是把他们当作了释放泛滥同情心的对象？真正的同情心不求回报，不是利用对方的痛苦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20世纪的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写了一本小书《我与你》（也译作《我和你》），他认为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只有两种：我与它，我与你。病态的同情心就是“我与它”的关系。当我抱着预期和目的去和对方建立关系，安慰别人是为了让自己心安。我想从中获得些许的优越感，期望自己的关心和同情获得赞扬。同情的对象沦为了我实现目标的工具。

放下自我，全身心地体察别人的感受属于 “我与你”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没有掺杂任何预期或目的，我以全部本真与人或物相遇。“你”不是对象或工具。“感同身受”意味着你的喜悦就是我的喜悦，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你就是我的全部世界。

“我与你”的关系虽然宝贵，但它只是“时间长河中永恒的一瞬”，“我与它”更为普遍常见。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存留在“它”之世界，但是对“你”的追求却使人不断地反抗它，超越它。

就像马丁·布伯所说，真正的同情心可贵却不多见。轻描淡写的宽慰、彰显自我的同情和敷衍了事的关心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体。但人总是想超越平庸，所以从前的人刻训诫编寓言，现在的人摆弄科技，无非在说：人要有恻隐之心。

好的道德，离不开制度正义

扶不起的陌生人：我们的道德，好过吗？